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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我的老师们
信息来源:湖岗广测网     阅读次数:4992    发布时间:2019-08-28 17:42:20

“并没有因为年轻就忽略我在科研中的贡献,这也是我们年轻骨干留在这里潜心搞科研的重要原因。评奖看重专业能力与所作贡献,在评职调级时不唯奖不唯成果,而是依据综合性评价。”马栋良告诉记者,目前他手头同时开展4个项目,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周末加班是常态。如他所说,这种公平的竞争方式与评价机制,让他们在这儿搞科研“得劲儿”“有劲儿”。

同时,根据携程酒店大学对上海酒店业主的调查数据来看,业主也比较支持此项规定的出台,特别是对中低星酒店的业主来说,无论从控制酒店成本和人力角度来说,都会从中获益。

3、 多吃鱼可以预防早产:虽然早产的原因有很多种,除了一些因素之外,其实我们也是可以预防的,这个是经过科学家证有的,要根有据的,科学家们证实多吃鱼是对于胎儿足月有着一定的帮助,而且还可以让刚出生的宝宝更加的健康。因为鱼肉中含有一种元素可以延长孕妇的妊娠期,这样的话从而使胎儿的体重得到了增加。

据了解,会议结束后,特展将从9月21日起在河南省地质博物馆恐龙厅继续向公众展览至11月底。河南省地质博物馆馆长徐莉表示,希望通过此次特展号召全社会共同抵制化石走私行为,保护珍贵的化石资源。

同时,北青报记者还了解到,怀柔区在全市率先制定出台了河长制考核评价机制,印发了《怀柔区河长制工作考核办法》。《办法》从河长制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建立、水环境治理、水污染治理等八个方面,对河长们进行严格的考核。村级河长、河段长的考核,由镇乡级河长组织实施。镇乡级河长,由区河长制办公室组织实施,区河长制办公室由区水务局牵头组成。区级河长要向市级河长直接负责。各级河长的考核采用定期考核、日常抽查、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方式。考核成绩将以百分制的结果给出。每月度、每年年终都将打出成绩,向社会公布。

我毕业留校后,中文系为每个老先生配一个助手,都由青年教师担任。我担任贾先生的助手,协助他编一部现代文学史上外来影响的大型资料集,那是国家社科规划的。我在贾先生的指导下编完这部资料集后,就跟着他研究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后来比较文学学科兴起,贾先生接受中文系领导的委托,开始筹建比较文学学科点,招收研究生,并且担任了上海比较文学学会的会长。因此可以说,贾植芳先生为复旦中文系创建了两个学科,培养了一批优秀学者,学术传承源远流长。贾先生一生艰难坎坷,四次入狱,但其性格开朗,胸襟坦白,硬硬朗朗地活了一辈子。他经常说,他的一生就是要把人字写端正。这个话,我起先还没有贴切的理解,后来在经历了80年代的一系列风波后,我渐渐地明白,要真正做到把人字写端正,还真是不容易的。

中新网5月30日电 据外媒报道,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表示,将任命该国最高法院院长布丽吉特·比尔莱因(Brigitte Bierlein)为临时总理,领导看守政府直至9月的新选举。

当时学校校舍不足,我们第二批二十一人都是上海户籍,其中有李小棠、徐克仁、吴基民等一时俊杰,我们的户口没有迁到学校,人也住在家里,走读。学校只给我们一间临时性的宿舍。这间宿舍是我们二十一个走读学生共同拥有,但真正在里面常住的大约只有四五个同学,我是其中之一。那时我经常是一周回家两次,周三和周六。因为是走读,我很少参加班级里的集体活动,也很少参加学校里的集体活动。学校里经常发生一些热火朝天的活动、争论、风潮,我都是事后才听说的,很少参与。如当时比较热闹的竞选宝山县人民代表,我们班的张胜友就出头参加竞选,新闻系的徐邦泰、哲学系的景晓东等也竞选,连老教授王中先生也站出来“以身试法”,我都没有参加,连投票也没有参加。中文系组织学生文学社团“春笋社”,创办大学生刊物,在街上叫卖引起警察的干预等等,我也都没有参加。这种不爱热闹,也不爱参加集体活动的性格后来延续下来,一直到留校任教后还是这样。集体活动能不参加都不参加,社会潮流能不跟上就不去跟,自己只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这样做的好处是少受干扰,也没有什么纠纷,时代风云都在我的身边擦肩而过。但今天要回忆,也实在乏善可陈。

正式演习那天,牵引伞出舱,第一台战车在伞的牵引下缓缓离机,紧接着第二台、第三台战车紧随其后……目睹张开的伞花带着战车稳稳落在目标区域,李振波眼眶湿润了。

当年高考是在1977年10月,录取时间是1978年初,一共有两批,第一批发榜我没有被录取,过了一个月左右,区招办传出消息来说,为了更多的真才实学的考生能进大学,政府决定若干学校再扩大招生,好像是4月2日那天,正式通知发下来,我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当时第一次录取名单下来时,淮海街道的青年录取名额不多,但这一次录取了很多人,主要是师范类学院,进复旦大学的就我一个。

古代文学史是中文系的压轴大课。当时给我们上先秦两汉的是顾易生、王运熙两位教授,他们两位的风格完全不同。顾先生人高马大,中气十足,一开口就呵呵地笑;王先生温文尔雅,细声细气,平时上课总戴着帽子,低着头,慢慢地念讲义,一旦说到他感兴趣的题目,如魏晋时代的“风骨”,南北朝的民歌,他的头就抬起来了,眼睛也炯炯有神了,极有风度。唐宋部分是陈允吉老师主讲,他讲课诙谐潇洒,经常引用钱锺书、陈寅恪、夏承焘的观点,说起来谈笑风生,是中文系最受欢迎的课之一。陈老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关心学生,与邓老师一样,他几乎叫得出每一个学生的名字,经常到学生宿舍去看望学生,与学生聊天。他掌握了解学生的情况比我们学生自己还清楚。我有一篇课堂作业是分析刘禹锡的《竹枝词》的,把刘禹锡的竹枝词视为一个整体,像一部民间表演的歌剧一样,有独唱有合唱。写完后我也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与不对,就冒昧交给老师。陈老师看后告诉我,他已经把这篇作业推荐到《复旦学报》了。不久文章就登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正经发表学术论文,也没有做任何修改。文章发表后我去感谢陈老师,陈老师却对我说,你以后还是在现代文学方面多下功夫吧。我后来意识到,也许当时系里已经在考虑我留校任教了,希望我在现代文学领域有所努力。文学史的明清部分是李平老师主讲,文学批评史由李庆甲老师、蒋凡老师和黄霖老师分段主讲,骆玉明老师作为王运熙先生的助教也经常来我们宿舍辅导,他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上过的课还有外国文学史,是外文系夏仲翼、翁义钦两位老师主讲的,写作课是秦耕老师主讲,这些都对我们后来的成长发生过有益的影响。

一是增加产业人才供给。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职业教育办学水平,将城镇化过程中释放的潜在劳动力引导纳入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中,将人力资源有效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化高等教育专业设置,围绕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推进相关学科产、学、研合作机制建设,输出高质量创新型人才。

当时上课是上大课,我们文学班有七十多人,汉语班有三十人,经常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有时还与上一届的工农兵学员一起。讲古代汉语的是周斌武老师,这是我大学四年中最难忘的课程。周老师满腹经纶,精通数理英文,他自己发明一套教授古汉语的方法,涉及国际音标、数学公式、英文逻辑,等等,难倒了一批人。学生中不断有人呼吁讲得太难,但周老师总是站在讲台上脸带微笑地说,“不难的、不难的”。他还在黑板上写着“欲把金针度与人”几个字,说是要把“金针”传给大家。当时学生中有恶作剧者,特意找出一些自以为很难解释的古汉语例句,下课的时候轮流去请教周老师,以为可以难倒他。可是他们哪里是周老师的对手?周老师不知道这是恶作剧,他万分诚恳地一一作了解答,如数家珍。这下才倾倒了一大批学生。周老师还是书法家,他上课用的教材全是自己用毛笔手抄,学期结束时,他很动感情地说,我与你们师生一场是有缘分的,这本教材大家要好好保存,留给大家做一个纪念。这本教材至今还在我的书橱里珍藏着。教授现代汉语的是金路老师,胖胖的身材,开口非常诙谐,他知道下面坐着许多搞创作的学生,上课尽量举文学的例子,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用过多少个括号,托尔斯泰作品里有多少个破折号,等等,大家都佩服得不得了。金老师在我留校时已经调到留学生办公室教留学生去了,那是对外汉语的前身。我们七七级同学对金老师的印象非常深。每次同学聚会,问起中文系老师的情况,总是问:周老师可好?金老师可好?

一年级的现代文学作品选是邓逸群老师主讲。有一次讲鲁迅的《祝福》,邓老师引用许寿裳先生的话,说祥林嫂的悲剧,并非仅在于狼吃了她的儿子阿毛,而是旧礼教吞噬了祥林嫂这样的劳动人民的灵魂,这是精神上的“创伤”。这个话启发了听课的卢新华,他由此想到,“文革”给人们留下的也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创伤,更严重的是精神上的“伤痕”。于是创作了短篇小说《伤痕》。可以说,是邓老师生动深刻的讲课启发了《伤痕》的创作,但邓老师很谦虚,从不张扬。中文系教师中对学生最关心的是邓老师,同学们都叫她邓妈妈,每届学生她都能叫出名字,了解他们的情况,从生活到思想,都关心他们。我留校后很多年了,邓老师遇到我还总是叫我小鬼啊,你怎么怎么了。想起来心口总是暖暖的。邓老师曾经花了很多心血编过一套四卷的现代文学作品选,我们都参加,题解、内容都很充实,但后来出版社不知怎么就不印了。十多年过去了,在邓老师的提议下,由我挑头重新主编这套作品选,邓老师是副主编,全体教研室老师都参加了。我们在原有基础上做了很大的调整,现当代文学作品都放进去了,共有五本。换了一家出版社出版,口碑很好,现在还一直在重印。邓老师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她坚决不肯接受主编费,几次推辞,最后还是没有接受。复旦读书期间,现代文学的课是我最喜欢也是最投入的课。当代文学史的课程是陆士清老师和唐金海老师主讲,张新老师也讲过诗歌。选修课有陆士清老师主讲的台湾文学,这是全国高校最早开设的台湾文学课程,潘旭澜老师主讲的杜鹏程研究,陈鸣树老师主讲的鲁迅研究,这三门课我都是课代表。陈鸣树老师是李何林先生的高足,他是熔铸了哲学思想和历史背景来讲鲁迅,他的课受到同学们的喜爱。那时陈老师家住在市中心长乐路,与我在淮海路的住家不远,我有问题就很随便地去他家,他总是很亲切地解答。那时候电话不普及,我有天晚上看书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冒冒失失地跑去陈老师家请教。偏巧他那天身体不适,已经睡下了。我突然敲门,好像师母也不在,陈老师披衣起身,边穿衣服边迎我进去,然后接着谈到很晚。我当时惶恐的感觉至今还历历在目。

此外,据记者了解,目前通过支付宝电脑端进行信用卡还款要分两种情况,其中,为本人还款免费。而为他人还款费率为0.2%,最低每笔2元,最高每笔25元。

我本来对古代文学是有兴趣的,如果有老师引导,也可能朝这个方向发展。但也许是受到了陈老师的暗示,更重要的是受贾植芳先生的影响,我的兴趣逐渐转向现代文学。当时我已经和李辉在一起研读巴金著作,并且在贾先生的指导下撰写研究论文。贾先生帮我们推荐了一篇论文给《文学评论》编辑王信先生,很快得到了回信,让我们把论文改成读者来信的形式发表。这样,到了四年级,我已经全力以赴地做巴金研究的论文了。我们七七级的四年级课程也很精彩,有章培恒先生讲《西游记》的研究,应必诚老师讲《红楼梦》的研究,王水照先生讲苏轼的研究,蒋孔阳先生讲西方美学,刘季高先生的《左传》等等。但因为我把主要精力转到现代文学,就着重选修现代文学方面的课了。但我记得有一门课我是上过的,是日本的伊藤教授讲日本古代文学。章老师陪着他。那位教授上课经常迟到,章老师解释说,在日本高校里,教授为了表示尊严是允许迟到的。章老师是复旦的明星教授。那时他大约四十多岁,乌黑的头发,西服笔挺整洁,雪白的衬衣,在校园里非常引人注目。他刚从日本讲学回来,用自己的研究经费为中文系购买了大量的日本汉学书籍和研究资料,还学习日本大学教授的工作态度,每学期开设四门课程。他平时不苟言笑,但在课堂上出口成章,满堂生辉。我留校时,系主任是胡裕树先生,很快就换章培恒先生。他当系主任的那几年,是中文系拨乱反正最辛苦的阶段,章先生出于公心,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才奠定了中文系后来发展的基础。

晨曦中的新疆伊犁薰衣草花田(6月28日摄)。 新华社记者赵戈摄

主讲现代文学史的是潘旭澜老师和苏兴良老师,潘老师上课时教室里坐满了听课的人,许多青年教师都来旁听。潘老师满口福建话,说话语速极慢,听他的课很容易记笔记。我是现代文学史课程的课代表,经常去潘老师和苏老师家里聊天,老师们都非常随和。第一次见潘老师,他就问:报纸上有个经常写随笔的陈思和,是不是你?我很惊讶,当时没有第二个叫陈思和的人在发表文章,但我其实也没有发过几篇短文章,潘老师却注意到了。留校后我受潘老师教诲颇多,刚留校不到一个月,他就叫我到他家里去,说现代文学学会要在海南岛开第二届年会,他不想去参加,想让我代表他去参加。那时候出差开会是极宝贵的机会,年轻人一般也没有资格去参加全国性的年会,但因为潘老师说是代表他去的,学校里都给我报销了差旅费用。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王瑶、李何林、唐弢、严家炎、樊骏、马良春、卢鸿基等一流前辈学者,眼界就此大开。潘先生还特意给马良春先生写了一封信,要我带去,意思是要我代表他参加学会的理事会。我没有拿出去给马良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但潘老师的栽培之心我深深领受了,永远铭记在心。后来潘老师担任了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的副会长,大约是2001年,在广东肇庆开年会,他也是主动要我去参加,并且明确地说,他要退了,一定要我接着他当副会长。他诚恳地对我说,你只要不推辞,一定选得上,别人的工作我去做。好吗?口气里像与孩子说话,我非常惶恐,就答应了,其实当时我还不是这个学会的会员。苏兴良老师当时是青年教师,与我关系就更加随便了,我经常去他家聊天,那时苏老师的孩子很小,非常顽皮,苏老师总是一边与我说话,一边要对付孩子的缠绕,后来我留校,苏老师也一直帮我的忙。

其次印象较深的是陈子展先生,陈先生与贾植芳先生是好朋友,经常到贾先生家串门,我在先生家里经常遇见他。但我与他没有直接说过话。陈子展对青年很警惕,他看到贾先生就有说有笑,一看到我们年轻人在场,打个招呼匆匆就走。贾先生说,陈先生以前在运动中吃过年轻人的亏,现在他不愿意与年轻人打交道。学校里安排他指导研究生,他只指导了一位,以后再也不愿意指导了。张世禄先生是一次王力先生来复旦相辉堂作学术报告时见到的。张世禄先生坐在第一排,王力看见张先生坐着,也很客气,先说张先生是我的老师,云云,很给复旦面子。王力讲到一半时,下面不停地有人往上递条子,每次条子传送到第一排张先生手里,张先生慢慢起身走到讲台边上,吃力地把条子递上去,由主持者接过那条子,再传给王力。这样来来往往好多次,看得出他很吃力,动作很慢,但也没有人帮助他。其余几老,有的是偶然到府上去拜访过,如郭绍虞先生、赵景深先生,但那时他们年纪都比较大了,几乎没有能够谈什么。还有些教授就没机会拜访,如吴文祺先生,就在毕业拍集体照时他来了,坐在第一排,而蒋天枢先生则是久闻其名未见其人。

最后,我简单介绍一下贾植芳教授。这是我的导师,我说的“导师”不仅仅指学业上的,更是指人生的导师。贾植芳先生是“七月派”作家,胡风的朋友。1952年院系调整被安排到复旦大学,建设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1955年他受到胡风冤案的牵连被捕,判了十年徒刑,在监狱里关到1965年,然后就放回学校监督劳动。旋即又遭遇了“文革”的迫害。我们进校不久,他从强迫劳动的印刷厂回到中文系资料室,虽然同样是劳动,但待遇要好多了,也自由多了。我认识贾先生是在资料室里,我与李辉研读巴金著作,正好贾先生带领了中文系老师主编巴金研究资料集。我们自然向他请教,他也乐意热情指点,渐渐地我们就熟悉了。复旦中文系的历史里不能少了贾植芳教授,少了他的故事,中文系的历史就会变得苍白。贾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就是深受学生欢迎的红色教授,他在系里上四门课:现代文学、外国文学、苏联文学和文学写作。他说话时山西口音很重,一般人初听不容易理解,但还是受到学生们欢迎。我听曾华鹏先生说过,50年代贾先生上课时总是夹一大叠外文资料,当时还没有中译本,他一边讲一边翻资料,顺口就翻译出来,解释给学生听,学生的眼界豁然开朗。写作课上,贾先生喜欢改动学生的作文,有一次学生施昌东气呼呼地找贾先生,认为先生改得不对。先生耐心与他解说,使他心服口服。贾先生是一位魅力型的教师,他的周围有一大批追随者。后来章培恒、施昌东、范伯群、曾华鹏等学生都因为贾先生的冤案受到牵连,但他们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都没有放弃自己的学业,三十年后,分别成为古代文学、文艺美学、现代文学等领域的翘楚。这就是贾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在。可惜施老师去世太早,我那时已经留校任教了,亲眼看到贾先生对施昌东的关怀,远胜于一般父子之情。

近年来,白人的右翼极端主义势力制造恐怖事件的情况并不孤立。2017年1月,魁北克一清真寺6人被射杀。半年以后伦敦的一辆货车撞向从清真寺走出的人群。当一向标榜安全、多元文化主义的新西兰爆发恐怖袭击,而主犯则是一位澳大利亚人时,不得不令人开始思考极右势力在澳大利亚这个偏居一隅的大洋洲国家的历史缘起和社会因素。

(本文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建系85周年编撰系史而接受学生的访谈,成稿于2010年8月,后经过修订。本文选自陈思和《星光》,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7月出版。)

监测数据显示,3月1日至5月31日,我国北方地区共发生10次沙尘天气过程,其中沙尘暴3次,扬沙7次。影响范围涉及西北、华北、东北等15省(区、市)768个县(区、旗),受影响的国土面积约399万平方公里,受影响人口约3.5亿。据不完全统计,大风和沙尘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3.84亿元。

陈古吉5个儿女读书,在学校住宿,每人每年生活费需要大约2000元,几个孩子上下山安全问题让他不敢出去打工,收入来源有限,压力巨大。他希望在现有的道路基础上,做些改进,首先解决读书的孩子上下山安全问题,二来,可以解决物资运送问题,增加收入来源。

当时中文系“十大教授”中王欣夫先生、刘大杰先生、陈望道先生都已经过世。其他七大教授尚健在,但是我们也没有机会瞻仰。惟朱东润先生担任了一届系主任,有时候晚上打着手电筒,一个人到学生宿舍来与学生谈话。那时朱先生大约已经八十多了,但是独来独往,走路不用人搀扶。我只听过一次他的学术讲座,好像是我们刚进校那一年的5月27日校庆报告会,在第一教学楼举行学术报告会。朱先生的报告题目是关于梅尧臣的诗,他说话口齿清楚,有条有理。不知怎么一会儿讲到郭沫若,他说虽然郭沫若曾经骂过他,但他还是赞成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里对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批评,意思是杜甫草堂顶上的茅草被风吹走,有穷孩子拾去,杜甫骂那些孩子是盗贼,朱先生用同情的口气说,拾去就拾去吧,一点点稻草被拾去了,就骂孩子是盗贼,太过分了。朱先生的说话口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文系老师对朱先生都很钦佩,说他好话的很多,说起“文革”刚开始朱先生就作为学术权威被抛出来批斗,批斗会墙上写着大标语:“打断朱东润的反革命傲骨”。朱先生仍然昂首挺立,批斗他的人硬按下他的头颅,他一忽儿就昂起来,于是再被硬按下,反复多次,足以证明他是真有傲骨的。不过据朱先生自己说,是他的颈脊椎有病,想低头也低不下去。

我留校以后,还是不大关心集体的事情,所以中文系的历史我说不大清楚。我住在市区,一般上完课就到第九宿舍先生家里聊天,吃饭,喝酒,完全像自己家里一样。有朋友来了,也总是往先生家里带,那里的人越来越多,渐渐地,周五中午就成了一个自然聚会点。别人要找我就到先生家里,总是能够找到我的。后来有个时期,风声紧了起来,我因为在1988年与王晓明教授联袂发起“重写文学史”,在徐俊西老师主编的《上海文论》上开设专栏,造成过一些社会影响。有人想把“重写文学史”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来批判,中文系也有些人搞些兴风作浪的动作。我不太了解,也不在意。但许多关心我的老师都跑到贾先生那里,让他转告我,要我小心谨慎对待,周斌武老师最为关切。但这一切,贾先生都是很久以后才告诉我的。他当时什么也没有说,我去他家,照例就是喝酒,吃饭,聊天,并以自己的历史经验教训,分析当时的形势,往往一言道破天机,让人心情豁然开朗。时光一天一天过去,雨过天晴,什么也没有发生,惟有老师们的关怀和教诲,我一辈子也忘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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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七七级本科大学生,也就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当时高考热是一个社会思潮。“文革”爆发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废除高考制度,整整十年没有高考,到了197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推荐制度,提倡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大学,1976年“文革”结束,第二年高考制度恢复,举国沸腾,从高中六六届开始,有老三届(高中、初中的六六、六七、六八届学生)以及所谓“新三届”(六九、七〇、七二届的中学生,没有七一届,当时中学七一届延长了一年学制,成为七二届),主要是从社会上各行各业来报考大学的,尤其是知识青年,当时还看不到回城的出路,高考成为唯一改变命运的途径。我当时在淮海街道图书馆工作,编制是小集体,当时卢湾区图书馆几次与区里人事部门联系,要求把我调过去工作,都是因为编制问题不能解决而搁浅。因此高考也成为我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

应该说,我们七七级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上课内容也体现了政治上拨乱反正时期的过渡性和实验性,研究语言的比较没有问题,但研究文学就问题多了。当时课堂上争议最大的是文学概论和现代文学史。文学概论课是吴中杰老师上的,他以敢说敢为著称,每次上台讲课时,一支粉笔夹在手指上,但很少板书,他操着浙江普通话,指桑骂槐,句句都有锋芒。吴先生是鲁迅研究专家,相传“文革”中他为《解放日报》编了一版鲁迅语录,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把鲁迅在30年代批判张春桥的语录也编进去了。张春桥是“文革”中的大红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与江青他们勾结成“四人帮”,但在30年代他还是一个上海滩头小文痞,曾经化名狄克写文章攻击作家萧军,鲁迅反批评他。这本来也没有什么,鲁迅批评过的人很多,也不见得都是坏人。但张春桥到60年代已经变成真坏人了,特别怕人家揭他老底。吴中杰老师就这样得罪了张春桥,后来复旦的红卫兵组织中有个叫“红革会”的团体发起“炮打张春桥”运动,遭到镇压,张春桥他们就给吴老师安上一个在“反革命小集团”背后“摇鹅毛扇”的军师的罪名,批判大会上给吴老师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文革”以后当然平反了,我们都把吴老师看作是反“四人帮”的英雄。吴老师言必称鲁迅,论时事不留情面,每堂课我们都听得很过瘾。我们班级里同学卢新华写了一篇小说《伤痕》,引起了轰动,后来“伤痕文学”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小说写了一个叫王晓华的女孩在“文革”中误以为自己母亲是党内“叛徒”,与她划清界限,但还是受了很多苦,等到她醒悟过来,母亲已经死了,遗恨永远没办法弥补。大家都说这个小说写得深刻,独有吴中杰老师表示不同意见,他痛恨王晓华那样的人,为了躲避祸害竟与自己母亲划清界限,还怨恨自己的母亲,他认为这样的人应该给以批判而不是同情。显然,吴老师读《伤痕》是带了他自己的复杂经验和老辣眼光,我们青年人不理解,就缠着与吴老师辩论,吴老师专门花一节课的时间来分析《伤痕》,说得卢新华心服口服。后来卢新华出国,每次回来必去拜访吴中杰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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